从近30家到只剩1家，从一片红火到一败涂地，这一“毁灭式”的剧变就发生在短短十几年间。浙江温岭鳗鱼产业的兴亡盛衰令世人唏嘘不已。
鳗鱼是水产养殖中附加值最高的产业，长期以来集中在广东、福建一带。那么，浙江温岭的鳗鱼产业是如何兴起，又如何轰然倒塌的？5月上旬，记者来到温岭仅剩的鳗鱼场——旺发水产养殖场采访。
从“一夜暴富”到“倾家荡产”
从温岭市区出发，一路驱车十几公里，抵达位于城南镇竹坑村的养殖场，若不是渔场的负责人汪财富带路，这里恐怕很难找到。路边没有任何指示牌，甚至养殖场门口，连一块招牌都没有。
鳗鱼苗对生长环境特别讲究，为了保证养殖场恒温在27℃到29℃，需不断用蒸汽加热。因此，记者一走进场内，眼镜很快被蒙上一层雾。鳗池顶用黑色塑料薄膜遮荫，黑暗中几台增氧泵“轰轰”作响。10多个鳗池里，养着不同大小的鳗鱼，包括90多万条鳗鱼苗，以及20多万条、30多吨的商品鳗。
养殖场负责人告诉记者，鳗鱼养殖成本不低，每个月，锅炉烧煤要花近4万元，增氧泵用电需5万多元，最大投入是饲料，他一边指挥工人喂食，一边说：“像这样的饲料一吨要近两万元，每月饲料投入就得超过50万元。鳗鱼养殖有个特点，鱼苗、饲料等所有投入都需现金交易，因此对资金链要求较高。”
回顾养鳗历史，场主感慨万分。从1995年开始养鳗，商品鳗的价格一直像荡秋千般，从最初的18万元一吨，到1999年时，跌落谷底只有3万元一吨，在持续低迷几年后才慢慢回暖，去年又能卖到20万元一吨，可到了今年初，价格又遭拦腰砍断。
1999年鳗鱼价格的急速跌落，让渔场遭遇大亏损，原先11个入伙人，一下子走掉大半。也正在那一年，温岭鳗鱼产业急剧萎缩。
温岭市大溪镇蔡福初曾经也是个养鳗人，而如今，他已转养鲟鱼。回忆那几年的情况，他说：“1995年前后，尽管鳗鱼苗贵，但商品鳗卖价也很高，看着身边一些人暴富，许多人便加入其中，也不管有无养殖技术，只要能圈地贷款就养鳗，我也就是这样进入养鳗业的。”
然而，“一夜暴富”并没有被大量复制，随着鳗鱼场的增加，苗种、饲料、药物等开始供不应求，价格节节上扬，加上商品鳗价格连连走低，不少刚投产的养殖场第一年就出现亏损，之后几年纷纷倒闭，甚至一些养鳗场边建边关门。
商品鳗价格的不稳定性、成本投入的多变、技术不达标……让温岭的养鳗场节节败退，不少养殖户倾家荡产，到如今，只剩下汪财富一家养鳗场还在坚持。
谁造成了“怪圈”？
在汪财富看来，1995年后那两年，温岭整个鳗鱼养殖业的发展几近疯狂无序，鳗鱼养殖的技术较高，许多毫无经验的农民入行后，由于鳗鱼场管理粗放，鳗鱼成活率很低，损失巨大。
关于技术不到位，汪财富也有过一次大教训。2006年，鱼场购入的50多万条鳗鱼苗在脱粘时，由于受到细菌和病毒感染，一下子死了10多万条。光这一年，就亏了300多万元。
汪财富认为，对于养殖业应当设定门槛，从事渔业管理30余年的温岭海洋与渔业局渔业科干部陶健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当时养鳗业发展极其粗放，科技含量不高，渔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低下，缺乏信息对接，农民加入行业非常盲目。此时，设定行业准入门槛就很关键，虽然这几年已经意识到门槛的重要性，但实际上还是缺位。”
在汪财富看来，农民一窝蜂扎堆投入养鳗业，与缺乏有效的信息渠道有关，而后整个行业的迅速倒塌，也无不与缺少对国内外市场的了解有关。
养殖场另一负责人王冬林说，他也深知盯市场搞养殖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按照市场供求规律，价格过高会吸引众多人员和资金进入，这也预示着市场行情即将下滑，此时不宜扩大规模，做好迎接市场低谷的准备。但何时进入何时退出？他们的信息来源非常单一。
盛衰的启示
从事鳗鱼饲料生产10余年的杭州天农生物营养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叶胜为认为，温岭鳗鱼产业的迅速衰败，虽然与市场波动紧密相关，但与产业集聚度也不无关联。
“广东和福建的鳗鱼，通过发展，已经形成了产业的相对集聚。而产业的集聚推动了生产环节的专业细分：饲料生产、养殖、加工、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包括疫病防治、营销等一应俱全。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规模的扩张。对全国而言，整个浙江的鳗鱼产业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遇到市场波动时，温岭首当其冲，命运岌岌可危。”叶胜为说。
记者关注到，近年来同样价格波动剧烈的还有甲鱼，但与鳗鱼不同的是，甲鱼的主要养殖区集中在浙江，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后，在这一场洗牌中，浙江的抵抗力明显较其他地区强。
叶胜为还表示，这些年鳗鱼场纷纷倒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鳗苗资源短缺、苗价居高不下。由于鳗苗至今无法大量人工培育，只能依靠沿海水域捕捞，国外出口中国的鳗苗量也在缩减。因此，必须加大对鳗苗人工繁殖的研发投入。
温岭鳗鱼产业的走衰，给当地农民造成巨大损失，其中的教训值得汲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