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B2B网讯 关于中国的风水(术)，可谓毁誉参半。有人以它济世救民，有人藉之谋财害命;有人赞美其为美妙绝伦的超现代科学，有人痛斥其为封建糟粕。而中国城市风水的问题，既有趣而又复杂。
有趣，是因为到每一个城市，从出租车司机到地方行政长官，从街头的算命先生到大学教授，都习惯用风水来解释发生在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事件，从官员的升迁，到城市经历的灾难或发展，都与城市周围和城市内部的景观改变建立起联系，这样一来，就使城市充满了故事。复杂，是因为风水从古到今，从来就飘忽不定，解释不清，再加上好事之徒，极力渲染，而所谓“学者”又以捍卫科学自居，破口大骂，不论道理。搞得“风水”巫风鬼气，一潭浑水，越搅越混。
实际上，如果理性地分析风水术和风水景观，问题可能并不那么玄妙。首先，必须明确(看)风水是一种文化现象，从人类进化和文化发生与演化的角度来认识，风水是中国文化对不确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一种景观认知模式，包括对环境的解释系统、趋吉避凶的控制和操作系统。
风水是人潜意识的生存选择
风水的深层结构是生物的、是审美的。风水感应——环境吉凶感应，源于人类漫长生物进化过程中人在环境中的生存经验，表现为人对环境吉凶判断的本能，比如进入峡谷的压迫感、无垠沙漠上的恐惧感、面对急流时的不安感、靠山面水的安全感、身处暗处放眼明处的优越感、四壁围合的紧张感等。正是这种本能的景观感知和吉凶判断能力，使个体得以生存，而个体的生存经验成为群体和人类共同的心理能力。所以，风水是审美的，是源之内心的。抛开日常功利，用心感悟，回到真我 ——那个久远的洪荒时代的自我——便可寻得理想风水。看看英国作家笛福《鲁滨孙漂流记》，就可知理想的风水是什么，他讲述了当一个文明人回到生物人的时候对环境的选择偏好：背靠山崖，身居山腰，前临草地，放眼可见大海——这便是人类面临自然选择压力时的最佳生存策略。
附着在生物本能之上的是风水的另一深层结构，那便是“文化基因”上的景观吉凶意识，体现为文化的图腾与禁忌。风水在学术上的定义是占地术，任何文化的传统中都有类似中国“风水”的占地术。美洲印第安人的占地术与中国风水有许多共同之处。而最让我惊叹的风水宝地是南美印加帝国的圣城——马丘比丘：城市选址位于海拔约2350 米的山冈之上，乌鲁班巴河谷环如玉带，四周奇峰耸峙，如莲花护芯，热带丛林绵延无际，云雾缭绕宛如仙境。用任何中国风水的指标去衡量，都堪称美妙绝伦。中国风水中对庇护、围合、藏匿、捍卫型、幽闭性景观的偏好，体现了中国风水文化的独特性，源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独特的农耕生态经验，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各民族在千百年的生态适应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也不排除各个少数名族仍然保留的独特的风水吉凶意识。诸如《周易》的“利东南不利西北” 的风水方向吉凶意识，实际上源于季风性气候下、先周民族的农耕生态经验及其与周边民族的长期斗争经验;比如风水中对重关四塞、罗城环护的偏好，则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广大地区农耕经验中对丰产而安全的盆地景观的适应;又如对“风水林”和龙山的强调，则源自对泥石流和水土流失生态过程的适应性对策……所以，风水是先民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为适应环境，而经历无数次失败和实验后关于环境适应的宝贵遗产，最终都通过某种禁忌而成为集体的风水意识。
这种种审美的和禁忌的风水，实际上都被凝练为人们关于天国或仙境的理想模式中。最终通过“风水”两字概括：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故好风水就在于“藏风聚气”——山环水抱，罗城致密，水口关栏——一个活脱脱的“葫芦模式”。难怪，道家把葫(通壶)芦和壶天当做仙境，概括为“一壶天地”。
“葫芦”是最好的风水模式
既然一个理想的风水景观模式是一个四壁围合，仅有一豁口和廊道与外界相通的葫芦，那么，根据葫芦落到之处的不同，便有了不同的城市或居所的风水，我想大概可以把它们归纳为5 种。第一种是坐落山顶的葫芦，即昆仑山模式。无论是在神话中，还是在道教传说中, 昆仑山都被中国人作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山仙境加以描绘，并不断加工提炼，终于使它成为一个能满足人的一切欲望，甚至可以使人不死的理想境域：“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山海经? 海内西经》)在此高峻的孤岛之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淮南子? 形训》)。原来昆仑山竟是一高峻的孤岛城市，神仙之都。世界有两座城市堪称昆仑山仙都落凡，其一是印加帝国的马丘比丘，而今已成废墟;另一座便是中国西藏的布达拉宫，至今香火鼎盛。只因这样的城市实在太过理想化，大有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因而只能作为圣神的宗教场所。
第二种是飘在水上的葫芦，即蓬莱模式。中国神话中的另一仙域模式是海上仙岛，有“三山”或“五山”之说。三山即蓬莱、方丈和瀛洲，“五山”则还包括岱舆和员峤二山。诸仙山俗以蓬莱概而名之，故可称为蓬莱模式：蓬莱“对东海之东北岸，周回五千里。外别有圆海绕山。圆海水正黑，而谓之冥海也。无风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来，唯飞仙有能到其处耳。”(《十洲记》)可以看到，这东部海中蓬莱仙境与西北部之昆仑仙境，竟都有一些趋同化的结构特征：高峻的山体，被重洋所阻的岛屿，非羽仙不可及，还有珠玉、黄金及珍禽异兽等珍贵的资源，这恰好说明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仙境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对理想景观的典型化、模式化的结果。这样的好风水城市世界上很多，岛屿城市大都可列入此。比如中国的海南、台湾，国外的夏威夷、巴厘岛以及太平洋诸岛屿大多属此。中国的大江大湖中也多有许多村镇，保持它们的岛屿状态是维护其好风水的必要条件，然好事者不谙此理，修路筑桥，往往把好风水毁得一干二净，使其失去令人向往的魅力。
山间的葫芦，即桃花源模式可以称作第三种。读一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你便可知中国文化中理想风水的最佳景观格局：一条溪谷，夹岸桃花，经一小洞，进入盆地，豁然开朗，阡陌纵横，有鱼塘桑竹之属，群山环绕，内居者只知有秦不知有汉，与世隔绝。这是一个融合农业时代社会理想与风水理想的景观模式：一个和谐的自然环境中的一个和谐的社会。以此为模式构建的中国城市与乡村的风水景观有很多，杰出的大城市如关中的西安和咸阳，难怪可成为多朝都城。太原和成都也有同样的理想风水格局。长江流域和东南地区的丘陵盆地中的许多大中小城市、村镇，都堪称为绝佳的风水宝地，如我的家乡浙江金华，还有兰溪、仙居、丽水、永康、东阳等市县，以及诸如俞源、郭洞、诸葛村等无数的村落，更是桃花源式的洞天福地;江西的衢州、婺源，湖南、湖北和安徽则更是处处都有如桃花源般的风水吉地。每逢中原战乱，这些地方往往是北方大户南迁的避难之所，也便成为陶渊明心中那天堂的原型。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地区，高山峻岭中的大小坝子也俨然是桃花源模式的翻版，诸如大理、丽江、阆中等至今令人向往，并常唤起人们的归隐之心。
由于中国多山的自然地理特点和季风气候下的农耕文化特征，风调雨顺且易于捍卫农业生产与成果的盆地，便成为能将理想与现实功利相结合的最佳风水格局。不同尺度的盆地与不同尺度的社会群体相对应，小到一家一户盘踞的山间小盆地，典型如韶山毛泽东故居，大到人口过千的村落，如浙江俞源、安徽宏村，再到一个个县城，具有地理分型特征的系列盆地结构，是中国大地上绵延千年的超稳定农业社会的风水基础。
另外一种是山边的葫芦，即胎座模式。穴(城市或聚落)对自然山体的傍依格局也包含在上述各个理想风水模式之中。翻开中国各州府的史志，开篇便是地理章。对自然屏障的依赖性，既是人类的共同特征，更是中国聚落选址的风水必备。如同餐厅里吃饭，人们最偏好的座位是溜边靠窗的一排，大小平原和盆地中的城市和聚落风水的最佳处仍然是溜边：坐北朝南，背靠山脉，面向平原(明堂)。明堂越大，则格局的气势越大，而“靠山“的特征从不可丧失。实际上，在上述桃花源模式中，聚落(穴)的位置也是以“有靠山”为上好风水特征的，如西安、太原、沈阳、南昌都是如此，只是格局远不如北京之宏大。西安以及周民族的多次迁都皆以秦岭为依靠，不肯离去。而在这方面，北京堪称有最佳的风水，背依军都山脉，并连接太行与燕山山脉，俯瞰的明堂乃是中国最大的平原——华北平原，恢弘大国之气势，格局之大，无出其右者。纵观中国人文地理大盘，国兴国衰、或分或合、或残或全，好风水的都城也有几十座之多，但能一统泱泱大局而持久者，似乎非北京莫属。因此，对大明堂和强靠山这种景观格局的偏好，风水上有形象的比喻：胎息!好风水源于生命对母体的依赖，可以理解为人对自然的依赖。
我想描述的第五种类型是水边的葫芦，它有拥山抱水的港城模式和长藤结瓜模式两种。港城模式以拥山含水最为理想，次之则是有水而无靠山。它可以理解为“山边的葫芦”模式的一个亚型，只是把作为明堂的平原换成湖海。但北边(包括东北和西北)有靠山仍然是理想风水不可或缺的要素，大连、广州、杭州、深圳、昆明都堪称为佳地。大连坐西北而面东南，东南海域又有大山、二山和小山诸多岛屿，构成水口关栏，藏风聚气，当然有极佳风水;广州大局也是坐西北，而面东南，背靠粤北绵延群山，面向珠江口，而水口含合，论都市风水，岭南无出其右者。类似这样好风水的城市还有多个，如广东汕头、广西钦州、福建泉州、山东威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