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了50%。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同时也将面临更多更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总结过去多年来我国推进城镇化的经验教训，立足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环境，对于我国城镇化战略进行继承、调整和优化，促进我国城镇化持续、健康、稳定和高效推进。

　　中国正在进入新的10年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不仅是对2013年经济工作“稳中求进”的基本定调，更是对未来10年中国深化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统筹和布局。1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这番话已不仅是定调，而是直接点出了我国城镇化现有的问题，并明确了发展方向。那么，新型城镇化之“新”究竟体现在何处?努力方向又在何方?

　　制度创新是当务之急

　　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这个问题业界探讨得很多：有一些着眼于产业发展的学者认为，新和旧主要是产业发展，就是要改变传统的“三高一低”，要用一种新型的工业化来推动;有一些着眼技术的学者认为，要用绿色的理念、绿色的技术等等;研究规划的专家往往着眼于从空间的角度，提出紧凑、大中小城镇合理协调发展等等。“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是还有一个更难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指出，“要触及更加本质的东西，就是制度层面的创新。说到底，城镇化的本质是人，也就是化农民为市民，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结构的变化。一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二是新和旧最大的区别。”

　　杨保军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空间结构的变化，再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现在城镇化率是51.27%，但是其中有1亿多人是“城镇化”了2/3，或者说“化”了一半，这1亿多流动的务工人员还没有得到市民的待遇，医疗保障、教育等等，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能回避;而新和旧最大的区别，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就是城镇化的主体到底是谁。“但是过去真正的主人是靠边的。推动城镇化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多数都是城里人了，再一个就是企业、开发商，他们也多数是城里人了，银行的人也都是城里人，这几个力量推动中国经济迅速的发展，新城的建设也如火如荼，但是真正要被城镇化的主人，他们是靠边的。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建设，资本循环已经完成了，但是跟人没多大关系，经济肯定也增长了，它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种方式。资本和其他的力量结合起来，交换价值实现了，但是使用价值还不一定。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主体真正得到了重视，那么制度层面就做到了创新。”杨保军说。

　　目前来看，社会和业界把更多的目光投放在了城镇化过程中产业层面的创新，同时，实践与技术层面的创新也有很好的发挥，但是制度层面的创新现在涉及得却还很少，亟需推进。对此，杨保军指出：“如果能把新和旧的问题解决了，进城农民真正能够逐渐有序地转化为城市人，并且获得相应的待遇，这才是一条健康的道路。”

　　宜居宜业是核心所在

　　城镇化与城市化不同，实践证明单纯追求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比例升级的城市化，并没有使其资源空间价值得到提升。今天的城镇化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站在大区域的角度看待城市化，更加重视城市与省域、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其次是站在小区域的角度看待城镇化，更加符合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轨迹的农村城镇化发展。最优化的资源空间的配置，能够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而可持续性的城镇化发展，更能发挥资源空间的最大利用效率。

　　这些年城镇建设的热词——“宜居”，被很多学者看作是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浅显易懂但不易实现的这个目标，也正贴合了李克强副总理强调要建设“人的城镇化”的发展思路。“宜居宜业可以说是城镇化发展的核心。”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人居环境委员会执行主任王涌彬说，“中国的城镇化和非洲、拉美等这些国家相比较还是健康的，因为我们有实体经济支撑。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每年都有10%以上的速度在增加，而且持续了多年，由此为很多未来的规划奠定了基础。产业化发展和城市化发展，还有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必须是匹配的，如果不匹配就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未来城镇化的核心是宜居宜业，把产业发展和城市化并行、并重，尽量让它协调发展。”

　　而目前的大部分情况是，由于各地发展情况的不同，宜居宜业已经不是单一模式。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所开展的民生工程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无法兑现“以人为本”的目标，甚至分不清楚到底是以哪个人或哪类人为本。“很多城市的目光还是在盯着比较富裕的企业家以及有钱阶层，制定的很多政策是倾向于这些方面的。”王涌彬说，“比如像有的大城市，新建了一些社区，其实离城市已经比较远了，但却罗列出种种原因不允许做商铺和相应的配套，造成了很多不便，这就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可以说，现在有很多地方出的政策就是有误导性的，出的‘牌’就是错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下一步探讨新型城镇化的时候尽力避免这些问题，把很多政策制定的基点定位在普通市民群体，而不是只盯着富裕起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