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外媒体报道，爱尔兰著名散文家、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1891年提出了一个违反直觉的格言——“慈善创造了许多罪恶“。

因此，王尔德如果继续活下来，听到英国近代发生的一系列丑闻时，他或许不会感到意外:全是男性慈善机构“总统俱乐部”曾通过高价拍卖为儿童医院筹款，但在某年度晚宴上被英国《金融时报》揭露性侵和贬抑女性行为之后被迫关门；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的高管人员在海地地震灾区运送救援物资时，光顾了当地妓女，并获准潜逃至其他慈善机构，而不是因为他们的丑恶行径受到严惩；救助儿童会前任高管布兰登·考克斯和贾斯汀·福赛斯辞去其慈善机构的职务，此前曾披露他们性骚扰和欺凌年轻女同事。

你可能想知道，那些从事正当职业的人们，私下的行径却如此卑劣。道德许可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人们从事一些正当行业工作时，他们对自己提供了变坏的许可证。

在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报道称，对社会做贡献的公司员工反而会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在一项实验中，人们被雇用转录德国短文图像，并预支10%费用，如果他们完成了抄写，或者声称文件难以辨认无法抄写，就会支付剩余费用。当他们被告知，每完成一项工作或者标记为难以辨认的工作，他们5%工资将捐赠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教育项目，与没有慈善捐赠的情况相比，抄写员作弊的情况增加了25%。通常他们欺骗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员工没有完成任务（但收取了10%费用）；另一种是员工表示文件难以辨认，无法抄写（因此获得全额费用）。

研究人员约翰·利斯特和法蒂玛·莫梅尼发现，当抄写员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行为会像侠盗罗宾汉一样，将欺骗获得的钱财用于慈善捐款，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有充足理由从雇主那里不正当获取抄写费用做慈善。他们总结称，（企业社会责任）“做善事”的性质，会诱导员工在另一个层面上做出不正当行为，损害企业公司利益。

当人们表现出善良的一面，我们就给予自己变坏的许可证。为了给慈善机构捐更多的钱，抄写员采用作弊的方法；为了增加捐款活动吸引力，让参与者捐更多的钱，全部是男性参加的晚宴会雇女侍者进行挑逗。但是用这个理论解释性侵犯的例子是有问题的，道德许可只适用于坏行为可以“合理化”或者转变为好行为，或者是模棱两可的情况下。

2011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一项研究要求学生们在电脑上完成心理数学测试，这些简单的数学问题只涉及数字1至20。他们被告知将显示一道数学题，需要按下空格键才能打开响应框。如果他们未能很快地做到这一点，答案将自动出现，表面上看这像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漏洞，尚在测试阶段，其实是研究人员进行的心理测试试验。

通常情况下学生们在10秒或者1秒内按下空格键，而那些10秒内未按下空格键的学生存在故意欺骗行为，那些未能在1秒内按下空格键的学生，可以将他们的失败解释为偶然现象，而不是不道德现象。测试结束之后，学生们被问到他们多少次没有足够快地按下空格键，从而导致直接看到答案，在1秒内未按空格键的学生里，他们说谎率最高。

但是英国伦敦商学院专门研究组织伦理学的丹尼尔·埃夫隆（Daniel Effron）认为，将道德许可概括为只有当不良行为可以“合理化”或者“亲社会”时，才会忽略道德许可理论的细微差异。他说:“当前有两个道德许可理论版本，一个是‘道德凭据机制’，它更多地与合理化有关。其基本意思是，我做了一些好事，我已经证明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现在可以模棱两可了，因为作为一个好人，我知道我的行为更可能是好的，而不是坏的；另一个是‘道德信用’机制，它类似于银行账户，你做了好事，把钱存入银行，如果你做了坏事，你将提款，在这种情况下，坏行为并不一定是合理化的。”

后一个道德许可理论版本解释了考克斯和他同伴们的坏行为，尽管这并不能为他们开脱“罪名”。他们已经建立足够的“道德信用”，至少他们大脑意识是这样认为的。这并不是说该理论可以决定或者预测一个好行为是否会导致坏行为。

他还强调称，慈善机构并不比其他任何机构更容易受到道德许可的影响。人类非常善于找到成为坏人的理由，并把“美德的小丘变成道德的大山”。研究表明，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包括购买环保化妆品，都会给消费者道德上的许可，让他们做出不好的行为。但在慈善领域，人们不必努力地寻找，就能发现一些慈善人士做坏事的道德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