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丽君

    1978年11月,安徽省小岗村的十八家农户在一纸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率先实行了后来风靡全国的“大包干”,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开始。在人们习惯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十年文革的贻害,加之来自“左”倾势力的影响和农业问题上长久以来存在的“左”的错误,这场改革的发轫和推行决不是一帆风顺的。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敏锐的眼光、非凡的胆识和饱满的热情,对包产到户表示极大的支持,并为达成改革共识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在他的推动下,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正面肯定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本文试图探讨1979-1982年邓小平如何运用社会动员智慧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为当今的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提供借鉴。

    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的社会动员色彩

    “社会动员”一词最初出自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用来描述“社会的、经济的和心理的旧的束缚的瓦解,以及人们渐渐适应于新方式的社会化和行为的过程”,意指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成员在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新旧交替。中国学界最初提起社会动员时,更多的是指代应对特殊时期需要的、政治色彩浓厚的集中动员。目前国内外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社会动员在广义上可以被视为“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过程”,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对资源、人力和人的精神的动员和发动”。

    邓小平很早就强调不要再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然而他并不全盘否定社会动员,而是思考如何“采取好的动员方式”,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将如何打破固有观念、达成思想共识的艰巨任务摆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面前。包产到户并不是小岗人的首创,它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三次,此前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农村工作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同义词。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在此情况下明确区分是非正误很不容易。粉碎“四人帮”头两年的风气就是继续把学大寨运动作为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建立家庭生产责任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制度化建设不足以清除负面遗产的消极影响、推动改革深化发展。而社会动员具有短时间内调动大量人力、物力或精神力的效果,能够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及时、彻底地完成思想解禁、清除阻碍的任务。

    因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必须在不依靠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合理运用社会动员的方式,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观念的破旧立新,充分激发举国上下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完成打破坚冰的第一步。事实上,邓小平充分发挥了社会动员智慧,突破了党内外农业思想上“左”的桎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色地完成了社会动员任务,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农村改革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