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木种植大户邓常花：

　　“想要贷款不容易”（贷款故事）

　　张诚

　　骄阳似火，邓常花着急上火。在江西樟树市曲水村常花苗圃公司的基地，20多个苗木大棚一多半破旧不堪，作为公司经理的邓常花正和工人们忙着修补。“用了八九年，这些棚早该下岗了，可换新的要30多万元，想贷款不容易，只能凑合了。”她苦笑着说。

　　1999年，邓常花与丈夫在村里租了5亩地，办起了小型苗圃。经过多年努力，苗圃扩大到100多亩。“等上了规模，才感到农民用钱有多难。”邓常花回忆，2010年公司接到一单大业务，要先垫付资金，她拿出所有积蓄又东挪西借，还差40多万元，于是决定找银行贷款。“这么多银行，贷款应该没问题，一试才知道，农民贷款‘想说爱你不容易’。”

　　邓常花先到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咨询，别人一听说办理涉农贷款，二话不说就拒绝了。随后，她又找了几家股份制银行和小贷公司，结果又被利息吓了回来：“以前在信用社贷款，月息8厘都觉得高，而一些商业银行月息加其它费用要1分以上，民间小贷公司高到2分到3分，像我们搞农业的，赚的钱还不够付利息。”

　　邓常花不甘心，四处托关系，总算找了一个在银行工作的领导，好话说了一大堆，对方才答应帮忙。但几天后，人家来电话说：银行规定贷款要有抵押，贷40万元，至少要两套商品房作抵押。“我家在城里只有一套房子，另一套上哪去找？没办法，只能求姐姐把房子一起做抵押。”

　　不只是借贷门槛高，繁琐的贷款手续也让邓常花闹心。“为了拿到贷款，成天东奔西跑，跑了10多个部门，一会儿到这个窗口填表，一会找那个部门盖章，一会到这儿签字，一会到那里摁手印……好不容易把材料办齐了，审批又用了20多天，前后折腾了一个半月，人都瘦了一圈。”

　　自打开办公司以来，这样的遭遇有过3次，让邓常花感到身心疲惫，同时她也充满期待：“不是鼓励农民搞现代农业吗，为啥用钱还这么难？如果银行能为农民着想，利息低一些，门槛少一些，手续简单些，农业就能成为有希望的产业，我们的日子也就越来越有奔头了。”

　　畅通农村金融血脉

　　本报记者　顾仲阳

　　农民贷款有多贵？

　　一些地方综合融资成本达年息16%以上，多数企业、农民承受不了

　　眼下，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正深度困扰着实体经济。记者近日调研发现，虽然国家不断加大金融支农力度，但在农村，贷款难贷款贵还是老大难问题。

　　徐清华，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徐家河村的生猪养殖户。因为没有流动资金买饲料，只能忍痛把仅30多斤的小猪卖了。他无奈地说：“要是能贷到款，一部分资金买饲料育肥，另一部分引进优良猪种，这些年肯定能挣钱。”

　　农村小微企业同样融资难。朱肖云在河南中牟县刘集镇办了家酱腌菜生产厂，这些年她一直想扩大规模，但苦于没有抵押物一直贷不到款。

　　贷款贵问题同样突出。河南省工信厅厅长王照平调研发现，小微企业贷款一般利率要按照基准利率上浮30%以上，由于缺少固定资产等抵押物，很多还要找担保公司，成本至少是3%，不少企业贷到的还是90天的承兑票据，一般还要贴现3%，这样综合融资成本达到年息16%以上。

　　湖北省襄阳市市长别必雄介绍，一些银行在企业申请贷款时还会提出购买理财产品、完成存款任务等要求。贷款到期时，企业往往要找高成本的“过桥”资金先还上，一旦银行续贷不及时，企业会因此资金链断裂。

　　“很少有中小企业能承受这么高的融资成本！”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常务副县长刘亮说，融资贵让中小企业不堪重负，目前全县中小企业亏损面在50%以上。

　　政策梗阻在哪里？

　　体制活力不足，县域金融“失血”严重；上级银行风险控制严，贷款常批不下来

　　“两个不低于”、定向降准……为鼓励金融支农支小，国家政策连出重拳，但农村贷款难贷款贵依然突出，好政策梗阻在哪里？

　　记者调查发现，县域金融机构的存贷比普遍偏低。农业银行中牟支行在该县的存贷比只有17%。行长陈鹏说：“县级银行不是独立法人，没有审批权限，银行的资金也是有成本的，我也想多贷，但上面很难批下来啊！”陈鹏认为，体制活力不足是存贷比低的原因之一。前两年该行的“三户联保”和“公司加农户”贷款业务开展得不错，“但最近经济不景气，外县出了几起事，上级部门就不新批这两项贷款了。”对此，陈鹏也表示理解，现在农行是上市公司，风险控制自然要更严。

　　一面贷款难，一面是难贷款。调研中，金融机构普遍反映，县域内好企业好项目不多，出于风险考虑，银行放贷量自然少。记者了解到，在所辖范围内统筹调配信贷资源是银行的普遍做法，为了更好盈利，银行就把钱投向了经济发达风险小的地方。

　　存贷比低的另一个理由是合意贷款规模控制。记者了解到，陕西西安一个县农信联社，2013年比2012年存款增加了50%多，但可贷规模却一分未增，而今年上半年一下子就增了2亿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往上多跑跑，贷款指标就能给多点，审批放宽点，这种情况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

　　眼下，国家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支农支小，但记者调查发现，政策在各地落实情况差别较大。“我们这里县级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只要90%以上投向‘三农’和小微企业，一般都能报批下来。”红安县县委常委、副县长郝爱芳介绍。

　　“我们这里报批的支农支小贷款还是经常批不下来，理由还是合意贷款规模控制，很多时候合意贷款不是合宏观调控的意，而是要合某些领导的意。”中牟县一位金融机构负责人向记者抱怨。

　　金融血脉如何打通？

　　扩大县域金融机构自主权，加快农业资产确权，设贷款风险保障基金，降低融资成本

　　县域金融需要更多“输血供氧”。河南省银监局纪委书记周勇建议，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合意贷款规模给予倾斜，各大银行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扩大县域分支机构贷款自主权，加大对他们支农支小的考核激励。别必雄建议，从国家层面制定存贷比指导比例，改变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失血现状。

　　“贷款难贷款贵，跟金融业垄断造成供给不足密切相关。”王照平建议，应继续降低银行业准入门槛，进一步鼓励民营银行、农村金融机构等发展。

　　“小微企业贷款难，主要是银行认可的抵押物太少，他们觉得风险大。”湖北闽湖畜牧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伟说，要加快农业资产的确权工作，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交易活跃，但确权工作还没到位，产权交易平台也没建立起来，“以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能抵押了，贷款就不会像现在那么难了。”

　　“要让银行敢放贷，关键要降低放贷风险。”中国银行中牟支行行长张航坦言，缓解贷款难贷款贵，需要银政企共同努力，政府可以通过设立贷款风险保障基金等形式，分担银行的风险。

　　这种做法地方已有很好的实践。红安县实施了政府增信工程，财政出资设立“助农贷”等风险保障基金，银行按照1∶10的比例进行放贷。“这种形式真的很好。只要不发生呆账坏账，基金还是财政的钱，同时缓解了贷款难。” 郝爱芳建议，各级财政进一步加大风险保障基金投入，撬动更多信贷资金。

　　如何缓解融资贵？河南省金融办主任孙新雷建议，对各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缩短融资链条、整顿不合理收费、严禁“存贷挂钩”等政策开展专项督查，清理不在门面上的收费项目，切实降低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