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什么,乡愁是游子对故乡记忆的眷恋和思念,愁之所生者多元,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游子之愁;有“偶闲也作登楼望,万户千灯不是家”的民工之愁;有“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文人之愁,有“若为化得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的士大夫之愁,不论哪种愁,其源盖出于异乡的孤独、思乡的愁苦和归乡的尴尬。“乡愁”其实是“城愁”,是从乡间走到城市里的那个群体在“愁乡”,他们不光“愁乡”,且因找不到融入感也“愁城”,陷入“回不去的乡村、进不去的城”的困境。“乡愁”因“城愁”而生,“愁城”因“愁乡”而起,“乡愁”的完整意义应当是“城乡之愁”,概而言之,“愁”出九脉。
一愁被城市一元文化包裹。城市人口的集聚,来自天南海北,每个人都承载着自己家乡各具特色的文化走到这里,而这个陌生人社会需要的却是用一元文化的模式来“化人”,让所有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人必须去掉家乡味,用这个被格式化的标准改造自身,适者才能生存。这种单一的文化对于从熟人社会走来的群体而言,是呆板的、单调的、生硬的、冰冷的,失去了乡村文化的多元、自由、和睦、温情的特性。“家家包铁栏,户户装猫眼。电话聊千户,不与邻家言”,是城市人现实生活的写照。这种由乡而城的两种文化冲撞,自然产生“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的况味。
二愁“小桥流水人家”的故乡风貌何以得见。每个从故乡走出去的炎黄子孙,尤其身居闹市者,思乡念家自是情理之中,他们思念“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美景,思念“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宁静,思念“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的闲适,思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然,那些住胶囊公寓、蜗居如蚁族的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尤其愁肠百结,乡情倍增。电视里和各种媒体报道中“灭村运动”如火如荼,赶农民上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农村脱农”的谋划一地比一地现代,似乎农村无农才算过瘾了。那些人哪里知道农业文明是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的一种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的三大基本载体之一,农村一旦脱农,任何文明都将灭亡。“灭村运动”喊声震天,异乡游子心惊肉跳。
三愁承载几千年文明的物质文化遗产的消逝。在意大利、希腊等欧盟诸国,几千年的历史遗存、文物古迹,保存完好者屡见不鲜,而在中国想找到明清时代的这类完整建筑已属凤毛麟角,更不要说宋元、唐汉、先秦了。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称,近30年来有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其中半数以上是毁于拆迁。中国的村庄2000年时约有360万个,到2010年的十年间,减少到270万个,平均每天差不多要减少300个,全国31个省市区上报传统村落11567个,首批入选的648个,其余不能入选的如靠地方保护,其命运难测。传统古村落的保护尚且如此,那些零星分布于数以百万计的村落中的古旧建筑、石雕、木雕、文物古迹、乃至衣着服饰更是可想而知,它们正遭受建设性的破坏、开发性的毁灭、商业旅游性的改造。祖先为我们留下的极其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本该很好地继承保护,这才是有价值的文明产物。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一切都该推倒重来建新的,这样才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和业绩。我们有些干部如果到英国牛津剑桥去看看,可能会认为那里没有现代气息,那么多古旧建筑太丢脸,该拆掉重建。在这种荒谬逻辑指导下的中国物质文化遗产的命运,怎不令人发愁!
四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继断了香火。中华文化的历久不衰、薪火相传,大多仰仗于流布乡村的非物质文化。大到世界上独一无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农业哲学思想“天时地利人和”;中到农业税收制度、土地制度、农户管理的村社制度,农业生产中的稻鱼共生、猪沼鱼、草灌乔、立体、循环、生态等经济模式,动物的杂交、鲤鱼通过转基因分离出金鱼等技术;小到民风、民俗、方言、礼仪、节日、节令、时序、民族、杂技、地方戏、中医药、传统乐曲、传统手工艺等,乡村中蕴藏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巨大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宝库,如今在“快文化”、“洋生活”、“超时空”的现代生活方式引导下,这个宝库不要说开发利用,大多无人延续,其消失的速度十分惊人。日本之所以在不长的时间里能以科技立国,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与他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理念密切相关。一项技艺只要社会需要,哪怕不赚钱,几十代人一脉传承,百年老店,甚至千年老店遍布全国,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最具体的体现。13亿人的中国历史上流传至今的百年老店已是屈指可数,而且不少还在迅速消亡,这是民族的悲哀。二亿多农民工涌入城镇寻找生计,剩下的“386199”部队自顾不暇,谁来承接祖先几千年来留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香火?
五愁“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窘迫。作为“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游子,面对急剧变化的时代大潮,不知故乡近况如何。“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沧海桑田,物换星移,那儿时玩伴还在吗?他们生活得怎样?过去那种勤劳不勤奋、勤俭不节约、艰苦不奋斗的状况有多大改观,他们中还有木讷呆滞的新时代的“闰土”吗?有走遍天涯海角,带“半身”城里人的洋气,说着地方普通话的当代“阿Q”吗?有会经营、善管理、懂技术的新型职业化农民吗?那村头的老槐树还在吗?那是全村人集会的场所。那村中的祠堂还在吗?那是村里人祭拜祖先的去处。那婚丧嫁娶的复杂礼仪,热闹场景还像当年吗?太多的回味,太多的问号,太多的牵挂。这也许是一个为了追求天堂般美好理想而颠沛流离半生的游子之愁。对于人类而言,最容易创造的神话就是天堂,不知道该怎样度过一生的普通人往往经不住发明者的诱惑,跟着追梦,结果丢下了有毛病的故乡,也没能住进没毛病的天堂。
六愁亲善和睦的乡邻关系是否依旧。“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相见,亲情依依;“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邀约,温情脉脉。问题在于那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今天的客船。传统兼业化的小农家庭与多样化的村社功能有机组合,使乡村自治权力结构下产生一种“自治红利”,使乡村成为邻里相望的伦理共同体,这是一种巨大的“家园红利”,是中华民族一笔独具特色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形资产。“家园红利”的向心力、归属感使人们不致因外部的福利更优厚而轻易选择离开。目前这种任由城市去“化”农村的城市化,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打破了沿袭几千年的道德纲常。亲睦和谐的诚信体系和熟人社会的道德纲常是维系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石,义为人纲,生为物纲,民为政纲是基本原则。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正面临重建新纲常的艰难挑战。
七愁谁在误读城镇化。城镇化的本意应是不论你在哪里生活,都能享受到与城市一样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城镇化不是赶农民上楼。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城里人不同,赶他们上楼,生活条件是改善了,可生活成本却大大提高了,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民承受不起猛增的巨大生活成本。本来可以用于解决自给自足的大量空闲时间也白白流失,上楼的农民闲暇时间找不到用武之地,无所事事,倍感空虚。他们热切盼望在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尽快改善生产条件,尤其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关涉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问题。城镇化不是消灭村庄。乡村既是食物资源的供给者,也是几亿人生活和精神的家园;既是城镇化廉价土地的供给者,也是生态环境的保育者;既是内需市场的提供者,也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地;既是传统文明的载体和源头,也是现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乡村与城镇的关系就像一对夫妻,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谁也不能取代谁。城镇化不是把农民都迁到大中城市,发展小城镇是解决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最佳途径。即使在发达国家、小城镇也是主体,美国三万人以下的小城镇多达34000多个,10万人以下的小城镇占城市总数的99%,10万到20万人的城市131个,3万到10万人的有878个。德国10万人以下的小城镇承载着60%以上的人口。由于城市病的泛滥,在欧洲及南美洲逆城市化的人口回流农村已成趋势。德国有40%多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和城市近郊,整个欧盟的最新数据统计,居住在农村的人口高达58%,只有4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国的城镇化何去何从,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八愁“田园组团”和“建筑组团”交叉展开的现代城市理念何日在中国落地生根。这是解决“乡愁”的一剂良药。“逆城市化”现象的发生为未来城市建设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城市建设中如何把农业作为城市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有效提升城市环境生态质量是发达国家正在探索实践的新思路。巴黎市提出,要通过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替叠现,满足市民越来越浓的回归自然的田园兴趣,方法就是把“建筑组团”和“田园组团”错杂排列。伦敦的城市农场和社区果园遍布学校公园,农作物一直种到市民的院落和阳台。日本的市民农园已超过3000家,仅东京就有几百家。新加坡在城市发展中保留一半的面积作为农业用地,这些农业用地与城市建成区绿地相互渗透,形成了极富特色的城市优美风光。“都市中的田园”和“田园中的都市”相映成趣,使人们在现代文明中体验着传统文明,在传统文明中享受着现代文明,让两个文明不仅没有“割裂”,而且在互相交融、相互依存中共生共荣,同步发展。这种两个组团交叉展开的城市发展新理念,不仅可以稀释久居城市的游子的乡愁,同时还可具有科普教化功能,让城里长大的孩子和广大市民有机会参观体验参与农业生产,使他们知道动植物的生长过程,了解生命的来之不易。
九愁谁来建构“草灌乔”的城市文化生态。这是缓释“乡愁”的添加剂。一个良性的城市文化生态应该是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草根文化“草灌乔”结合的多元体系。现在各大中城市都在投巨资建造豪华甚至超豪华的歌剧院,在发展“精英文化”上费尽苦心,而对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草根文化的发展却摆不上议程,投资甚少。在这种错误理念的指导下,使本来就投入不足的城市文化建设只向精英层偏斜,而适合大众口味、平民口味、草根口味的文化建
